再说以曾参的家世，他即使做官，又能爬到多高？与其如此，不如不去，安心致学，照样能成就一番后人敬仰的事业。记得贝多芬有句名言：“亲王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永远只有一个。”官场上的庸禄求利者成千上万，而曾参也只有一个。

在先秦诸子中，每一个“子”都有自己的性格与学术特色，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孔子求“仁”、老子求“道”、韩非子求“法”，而曾参则是求“孝”。曾参受儒家供奉两千多年，香火不衰，靠的就是一个“孝”字。

曾参为子孝，敬奉父母，传为历史佳话，而且十三经中的《孝经》就是孝子曾参的大手笔。曾参的“孝”，与孔子所追求的“仁”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曾参曾经问孔子：“圣人之德，加于孝乎？”孔子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西周以来的社会普遍道德规范，社会各界精英无不以“孝”为自我道德约束，曾参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

曾参年轻时曾经和父亲曾晳在田地里耕作，因为一不小心割断了瓜苗，脾气暴躁的曾晳抄起棍子对曾参一通暴打，差点没把曾参打死。等曾参苏醒后，他跪在父亲面前向父亲认错，说不应该惹父亲大人生气，这顿棍子挨得值！

曾晳首先做错了事，一根瓜苗难道有儿子的命值钱？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是儿子对父母最起码的孝顺标准，只不过曾参把“孝”引申到了极致。孔子对此批评曾参，说你不应该坐等父亲打你，这样父亲就背了不慈的恶名，你这样等于陷父亲于不义。

其实孔子从来没有否定过曾参的孝道，只是觉得曾参还可以做得更好。

更为极端的情况是，在曾晳死后，曾参再没有吃过一种名叫羊枣的枣子。对于此事，孟子的解释是曾晳最喜欢吃羊枣，所以曾参为了避讳而不吃羊枣。其实更合理的解释是因为父亲喜欢吃羊枣，所以曾参避吃羊枣是不想因此思念父亲而伤心。

曾晳死后，曾参侍母同样极孝，《搜神记》说曾参曾经跟从孔子赴楚游历，半路突然向孔子提出回家的要求，因为他想念母亲了。孔子对此大发感叹：“曾参之孝，精感万里。”

到了战国时代，曾参的孝行基本成为社会对父母行孝的一种行为准则，孟子在《离娄章句上》告诉天下为人子者：“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没人否认曾参的“大牌”，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曾参只用了区区三十四个字！甚至还不如籍籍无名的宓不齐，宓不齐好歹还有七十七个字。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着墨最多的，是卫人子贡（即端木赐），字数铺张至两千字，而仲尼弟子之“首”颜回，也不过一百五十字。

和颜回、曾参这些孔子的正牌弟子相比，子贡的情况比较另类。子贡并不是一个专职的求道者，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就是大商人，这在孔子学生中是非常罕见的。

孔子曾经在《论语·先进篇》中评论颜回和子贡，说颜回在道德上几乎是完人，但就是物质条件比较差，经常饿着肚子谈经论道。子贡不信天命不求道，一门心思钻进钱眼里，而且市场行情预测能力超强，所以子贡做买卖从来没有赔本的。

孔子的本意是提醒子贡不要这么财迷，要向安贫乐道的颜回学习，不然离“道”越来越远，但从反面也证明了子贡的商业天才。其实孔子大可不必对子贡求全责备，百花齐放才是春，如果他的三千弟子都向颜回那样“安贫乐道”，不知道孔子如何筹集学术经费？

子贡在孔子身边学习的时间不长，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外面跑生意，买卖越做越大，嘴皮子自然也就越来越利索。在孔子的学生中，要说第一名嘴，首推子贡，史称“利口巧辞”，唐人孔颖达也称子贡是“言语之士”，专靠嘴皮子混饭吃。

除了能言善辩，子贡经商久了，眼头也活泛，从来不说得罪人的话。有次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优秀？子贡立刻拍起了颜回的马屁，我怎么能和颜回比呢，“颜回以一知十，我只能以一知二”。当然可以说子贡确实是推崇颜回，但从子贡的性格来看，他应该是不服颜回的，至少颜回过于“迂腐”的性格是子贡所不能认同的。

孔子带着三大弟子游农山，孔子问他们的志向选择，子路说要上疆场杀敌，颜回说要用礼仪教化人民，子贡回答得非常大气。“我希望齐、楚两军在疆场上互相厮杀，我穿白衣，戴高帽，站在两军阵中，凭我三寸不烂舌，向这些好斗公鸡阐述战争的危害，让他们罢兵和好。而且我相信只有我才能做到这一点，子路和颜回远不如我。”孔子当然相信子贡的自信，答：“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