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所以会遭受饥荒，是因为统治者榨取吞食赋税过多，故而遭受饥荒。老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多欲暴敛，故而难以治理。人民之所以轻死去冒犯法律，是因为统治者的奉养过于丰厚奢侈，将民脂民膏都搜刮净了，人民无以为生，故而轻死去冒犯法律。只有不追求生命的丰厚而又有所作为的人才比过分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更胜一筹。

这一章顺承上一章继续讲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对抗。我们都知道自从阶级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旦统治者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会富足幸福，国家太平安定，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就会稳固。与此相反，如果统治者追求自身的安逸，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对人民大加盘剥，人民就会轻生进而铤而走险，不惜一切代价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而统治阶级也会不甘示弱，对人民施以严酷的镇压，最后以你死我活而告终。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在此以直截了当的言辞揭示了人民忍饥挨饿的原因，人民之所以要忍受饥饿的煎熬，并不是因为懒惰，收不到可供解决温饱的粮食，而是因为他们的粮食都被贪婪、淫逸的统治者盘剥殆尽了，所以不得不忍饥挨饿，日子过得不堪其苦，繁重的赋税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所以他们起来反抗也是很正常的事。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对于人民的反抗，统治阶级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会想尽各种酷刑来对付，即老子所说的“以其上之有为”，这里的“有为”是指统治者的强作妄为，统治者强作妄为的结果会怎样呢？当然是“是以难治”。人民难以治理是统治阶级的原因，是统治阶级的妄为和蛮横导致的。人民难治了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结果就是国家的混乱，直至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被颠覆，这是统治阶级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可他们又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老子在此以明白易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向统治者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他为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人民的生活寻找一个幸福的出口，而不是永远被捆在统治阶级的妄为、高压之下。

这一章老子又提出了“民不畏死”的问题，人民为什么会不怕死，为什么会轻视死亡呢？上一章我们已做了阐释。在这里老子再一次提起民不怕死，起到了强调的作用。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一旦人民对死都已不再重视，那么问题就十分严重了。老子对“民之轻死”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是因“其上求生之厚”，“求生之厚”是指统治者对自己的奉养过于丰厚奢侈，统治者过于注重自身的安逸、享受，其必然会减损人民对物质的占有和利用，人民缺衣少食，连基本的温饱都达不到，而统治者却穷凶极欲、恣意妄为。面对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人民实在忍无可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僭越法制。这是容易理解的，人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满足不了，生是一种折磨，死反倒成了一种解脱。

老子在结尾以“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总结，点出了统治者应坚持的人生态度。在老子看来，只有不追求生命的丰厚而又有所作为的人才比厚养自己生命的人更胜一筹。

乾隆帝笼络群臣，不行苛政

乾隆是清朝第四个皇帝，他的父亲雍正皇帝治国，一向以政烦令苛、手段严酷而著称。对待政敌，他更是冷酷无情。康熙本来是要将帝位传给第十四个儿子的，雍正采用阴谋手段，篡改诏书，将“十”字改为“于”，诏书变成了“传位于四子”，而他正好排行第四，就这样他取得了帝位。

这招致了他那众多皇兄、皇弟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八弟和十四弟的反抗最令他头痛。雍正毫不手软，对他们严加惩处，取消他们作为皇室成员的资格，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被强行更改，改用一些侮辱性的字眼儿“阿其那”“寒思黑”（满语猪、狗之意）来称呼他们，并宣布他们的罪状，将他们拘押在监狱之中监禁终身。

雍正对待开国功臣也薄情寡义。在他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有两个人参与此事，并立了大功。一个是他的妻兄年羹尧，一个是他的舅舅隆科多。可雍正在地位巩固、大权在握之后，翻脸不认人，制造罪名，向这两个人下毒手。年羹尧的罪名多达九十多条，被赐死，隆科多被囚禁而死。

雍正制造的这个大冤案，在朝野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不满，但他们慑于雍正的残酷，皆敢怒而不敢言。

乾隆即位时已经也4岁，他自然清楚他父亲的苛政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决心改变这个局面，反其道而行之，但他却又不能公开否定父皇所做之事，那样可能会被人指责为不孝，在政治上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他运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对雍正抽象肯定。他一方面说要“时时以皇考（即雍正）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同时又在“刚柔相济”的名目之下，明确表示说“我主张凡事要从宽”，要“减少苛捐杂税，让人民得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