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原产于非洲、印度和美洲。早在汉魏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已开始种棉。新疆种的是一年生非洲草棉，称“白叠”，南方种的是多年生印度木棉。先秦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岛屿的少数民族（“岛夷”）向中原王朝贡献“织贝”；织贝即吉贝，系梵语棉花和棉布的音译。唐宋时闽广植棉已颇有规模，但种的仍是多年生木棉。宋元之际，一年生木棉从华南传到了长江流域，适应了当时南方由于人口膨胀对衣着原料增长了的需要，一下子就推广开来了。元代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人黄道婆从海南岛回来，推广黎族人民棉纺工具和技术，并加以改进，促使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棉业的中心。棉花和棉布的生产程序没有蚕桑丝麻繁杂，而兼有两者的优点，不但可以织成“轻暖丽密”的棉布，而且可以直接制作衣被，是贫富皆宜的大众化衣被原料。经过元明等代的推广，它终于取代了丝麻的地位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衣被原料。

油料作物更加多样化。古老的叶用蔬菜芸苔转向油用，被称为油菜。宋元时南方多熟种植有很大发展，油菜耐寒，又可肥地，是稻田中理想的冬作物，加之又比芝麻易种多收，故很快在南方发展起来，成为继芝麻后的又一重要油料作物。此外，宋代大豆已开始用于榨油。

种蔗和植茶在本时期发展为农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近人研究证明，我国也是甘蔗原产地之一。最早种甘蔗的是岭南百越族系人民。在甘蔗糖传入以前，中原人的食用糖料只有蜂蜜和饴糖（麦芽糖）。汉代已出现砂糖，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产量不多，质量大概也不够高。唐太宗时曾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回国后加以改进，质量超过印度。唐代四川始制白糖。北宋时又出现冰糖。制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种蔗业的发展。唐宋时长江以南各省均有甘蔗种植，福建、四川、广东、浙江种蔗更多，尤以江西遂宁为最，成为全国最著名产糖区，并出现了不少制糖专业户一糖霜户。元代福州产糖之盛曾引起马可·波罗的惊叹。

我国是茶的故乡。相传神农氏时代已发现茶的解毒作用。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树的是西南的巴族，西周初年已在园圃中种茶和向中原王朝贡茶了。汉代四川有茶叶市场，巴蜀在相当时期内是我国茶叶生产中心。魏晋南北朝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唐代饮茶习俗风靡全国。至宋代，茶已成为和米盐一样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费品。不但中原人爱喝茶，西北和西藏游牧民族也特别喜欢喝茶。从唐代开始，茶叶成为中央政府向北方和西藏少数民族换取军马的主要物资，这种交换被称为茶马贸易。这种情形推动了唐宋以来茶叶生麦钐获麦产的大发展，植茶地区更加扩大，出现了许多专业化的茶场。中唐以后，茶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唐宋时起，实行由政府控制茶叶生产和流通的“榷（专卖）茶”制度。井水磨（左）与水轮三事（右）随着市镇的兴起和社会需求的增加，本时期园艺业也有很大发展。宋元时代，原来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菜逐渐衰落。而原来只能在江南种植的菘，经过栽培技术和品种的改良逐步移植到北方，成为“南北皆有”的蔬菜。另一种古老蔬菜萝卜（古称芦菔）的栽培也在扩展，它和白菜一起逐渐替代了葵在蔬菜中的地位。我国对食用菌的利用很早，但食用菌的栽培始见于唐代农书，到宋代已很普遍，并出现了关于食用菌的专著《菌谱》。这一时期引进的蔬菜，唐代有菠菜、莴苣（莴笋）和（叶用甜菜），宋元有丝瓜、胡萝卜、芥蓝、慈姑等。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特点是作为园艺业分支的花卉栽培十分兴盛。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热带、亚热带的果树得到迅速发展，它们栽培北限在向前推移。又有海枣、扁桃、阿月浑子、树菠萝、油橄榄等果树的引进。

我国畜牧生产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也发生在本时期。唐朝初年，我国官营牧业臻于极盛，唐太宗国家养马即达万匹。私人牧业也很发达。安史之乱后，传统的陇右牧场陷于吐蕃之手，中原王朝的官营大畜牧业，民间的大牲畜饲养都逐渐趋于衰落，小农经营的畜牧业进一步成为农区畜牧业的主要形式。中原王朝所需马匹，相当一部分通过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的方式从西北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不过这一时期民间猪羊等家禽的饲养业，仍在继续发展。

隋唐统一后，在长期战乱中受到破坏的黄河中下游蚕桑业有所恢复和发展，当时政府征收的丝织品大部分仍来自这一地区。安史之乱后，蚕桑业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北宋时全国路之一的两浙路向政府缴纳的绢绸占了全国总数的／，尤以嘉兴、湖州一带的蚕业最盛。不过这时北方蚕桑业的原有优势并未完全消失。

我国养鱼业在唐代也发生了一次转折。我国人工养鱼原以鲤鱼为主，李唐王朝在一段时期内因忌讳鲤李同音，规定老百姓不得捕食鲤鱼，违者重罚。老百姓不得不改养其他鱼类。青、草、鲢、鳙等鱼的养殖由此发展起来，形成四大家鱼。宋元时代养鱼业有较大发展。从淡水养鱼发展到海域养鱼，人们又把野生的金鲫鱼培育成观赏用的金鱼。贝类的人工养殖也始见于宋代文献。

农牧分区的格局继续维持，但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如果说唐以前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那么，唐以后这种威胁已转移到东北了。起源于东北的半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等相继进入和统治中原，中原农耕文化再度经受严峻的历史考验。但这一次中原农业虽然受到破坏，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持续的农田改牧场的情形。如元朝统治者很快就认识到不能把蒙古人的游牧方式照搬到中原，他们建立劝农机构，制订劝农条例，组织编写农书，以恢复和发展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为己任。与此同时，中原农耕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如辽金时代相当多的农业人口进入东北，使东北一些地区获得初步开发；元代也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进入蒙古草原，使当地种植业的比重增加，单纯游牧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中国在史前文化时期，就已孕育了学校的胚胎。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的由老人与儿童合居的大房屋，便是最早的教育场所。与半坡大房屋相似的氏族聚落布局在陕西临潼姜寨母系亲族居住区域、洛阳王湾、甘肃大地湾等母系亲族居住区域，均有完整的遗存，并与近世部分少数民族的公房制度相近。它是母系氏族社会晚期普那路亚式族外婚向对偶婚姻过渡时期的民居定式。在摩尔根所描绘的母系家庭公社中，对这类公房制度的生活细节有较多的介绍。从《诗·豳风·七月》描述周族公刘时代的公堂生活可以推知，这种以养老慈幼为主旨的原始教育形式，至少在夏代的中原区域，仍然普遍存在于农居猎居氏族群落之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此也有简略的介绍。如《礼记·王制》、《明堂位》所载虞夏时代的上庠、下庠及米禀，就是这类可以称作“公堂”的大房屋，这种原始教育的形式一直延续至殷商西周，才逐步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