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来信说：“认为致知的工夫，就是如何去关心父母冬温夏凉，如何奉养父母，也就是诚意，不是另外有一个所谓的‘格物’，这种说法恐怕也不正确。”

这是您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我的观点才这么说，但不是我所要告诉您的话的本意。如果像您所说的，怎么会讲得通呢？我的看法是，想要去关心父母冬温夏凉、想要去奉养父母的念头，就是所谓的“意”，但不能称之为“诚意”。必须实行了关心父母冬温夏凉和奉养父母的意念，务必达到自己满意，没有自欺，然后才能称之为“诚意”。知道怎么去关心父母冬温夏凉的具体方法，知道怎么去奉养父母才合适，这是所谓的“知”，但不能称之为“致知”。必须把知道如何关心父母冬温夏凉的知去推行，确实做到关心父母的冬温夏凉；把知道如何奉养父母才适宜的知去推行，实实在在地去奉养父母，然后才能称之为“致知”。冬温夏凉方面的事情，奉养方面的事情，是所谓的“物”，但不能称为“格物”。必须要人对于冬温夏凉方面的事情，完全按照人的良知所知，应当如何关心父母冬温夏凉的做法去做，没有一毫不尽心，对于奉养父母的事情，完全按照良知所知，应当如何奉养父母以达到合适，然后着实去做，没有一丝不尽心，然后才可以称为“格物”。冬温夏凉方面的事情得到了端正，然后知道冬温夏凉的良知得以呈现，奉养父母的事物得到了端正，然后知道奉养父母的良知才得以呈现，所以说“物格而后知至”。把知道冬温夏凉的良知去推行，然后知道冬温夏凉的意念才真诚，把知道奉养父母的良知去推行，然后奉养的意念才真诚。所以说“知至而后意诚”。我对“诚意、致知、格物”的大致理解就是这样。您再仔细考虑下，应当不会有什么疑惑。

【10】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戻，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译文】来信说：“圣人之道的主旨，容易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普通的人都可以达到。至于具体程序和世事变化的详细内容，毫厘之差，会导致千里之谬，必须等到学习后才能知道。如今讲孝顺要做到关心父母的冬暖夏凉，晚定晨省，谁不知道呢？至于舜不请示父母就结婚，武王不埋葬父亲就兴师讨伐商纣，曾子养志曾元养口，大仗逃小仗受，割股庐墓等内容，如何应对常规与变化，在过头与不及之间如何取舍，必须讨论一个是非，作为处理事务的根本原则，然后心体才会没有遮蔽，面临事情时才能没有失误。”

圣人之道的主旨，容易明白，这句话说得很对。反观后世学者，忽视易于明白的东西不去遵循，却追求学习那些难于明白的东西，这就是“圣人之道就在不远的地方，而向很远的地方去探求，事情实在简易却去找难事做”。孟子说：“圣人之道就像宽广的大路，怎么难以认识呢？人的毛病在于不去遵循罢了！”良知良能，普通人和圣人都一样具有。只是圣人能够呈现他的良知，而普通人不能呈现，这就是圣人和普通人有区别的根源。礼仪细目和世事变化，圣人怎么不知道？但不去专门学习这个。他们所称作的学，正是呈现各自的良知而已，来深刻地认识此心蕴含的天理，这与后世学问不同。您没有来得及推致良知，而急切地担心这个，这正是去追求难于明白的东西从而受到蒙蔽。良知对于具体的礼仪细目和世事变化，就好像规矩尺度和方圆长短一样。具体礼仪细目和世事变化不能预先确定，就像方圆长短不能穷尽一样。所以规和矩作为标准一旦确立，方和圆自然就不能造假，而天下的方圆根本画不完。尺度一旦设置，长和短就无法造假，天下的长短也就量不完。良知一旦呈现，则各种礼仪细目和世事变化就不能造假，天下各种礼仪细目和世事变化都能应付自如。毫厘千里之谬，如果不从我本心的良知一念的细微处审视，那么将如何去学习呢？这是不通过规与矩而想确定天下的方和圆，不通过尺度就想穷尽天下的长和短，我认为这种乖张荒谬只会日益劳累而无所成。您说“讲孝顺要做到关心父母的冬暖夏凉，晚定晨省，谁不知道呢”，然而能够呈现良知的却很少。如果认为简单知道冬暖夏凉、晚定晨省的礼仪细目，就认为能够呈现他的良知，那么凡是知道作为君主应当仁慈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呈现了仁德的良知，知道臣下应当忠诚的，都可以称之为呈现了忠诚的良知，那么天下谁没有呈现良知呢？由此可知，“致知”必然要通过践行，不践行不能称之为致知，这是显而易见的。知行合一的本体，不也更加清楚了吗？舜不告诉父母就结婚，难道是舜之前就已经有不告诉父母而结婚的事例作为准则，所以舜可以从某本经典中引证，询问某些人，从而这样做吗？还是探求他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不得已而这样做呢？武王不安葬父亲就兴师讨伐商纣，难道是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了不安葬而兴师讨伐的准则，所以武王可以从某本经典中引证，询问某些人，从而这样做吗？还是探求自己的本心之良知，权衡轻重，不得已而这样做呢？假使舜的心不是真诚地担心没有后人，武王的内心不是真诚于拯救人民，则他们的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都是不孝不忠的典型。后世人不追求良知的呈现，在人心感应外物的各种应酬接待活动中深刻认识义理的存在，反而想凭空讨论这些事情的常规与权变，作为处理事务的根本原则，来实现处理事务时没有失误，这就差远了。其余几个方面，都可以类推，古人致知的学问，由此可知了。

语出《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养志养口：语出《孟子·离娄上》：“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曾子奉养父亲是遵从父亲意愿，曾元奉养父亲是把父亲养活而已。

小仗大杖：语出《孔子家语·六本》：“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孔子主张父亲用小棍子打就承受，用大棍打就逃跑。

割股：古时候孝子割下自身股肉以奉养父母的故事。

庐墓：古人于父母或师长死后，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谓之庐墓。

语出《孟子·离娄上》。

语出《孟子·告子下》。

【11】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0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其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1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