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同“智”。

田常：即田成子，又称陈恒、陈成子，春秋末期齐国执政的卿。前481年，他发动政变，杀掉齐简公，控制了政权。子罕：即皇喜，战国中期任宋国的司城。他劫杀宋桓侯，夺取了政权。

况且社会上所谓的贤人，是指他们有忠贞诚实的行为；所谓智者，是指他们善于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把智慧极高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微妙之言，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民众就无从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是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的事情，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缓慢的事情就不要急着去办。现在所治理的国家的政事以及民间的常事，那些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不被运用，却去羡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论，这就违反了治国的原则。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至于看重忠贞诚实的行为，就必然会尊重不搞欺骗的人；其实不搞欺骗的人，也没有让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相互结交，没有丰厚的财物互相利用，也没有什么权势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不搞欺骗的人。现在君主有着控制人的权势，拥有一国的财富，掌握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很好地处理用术所洞察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了，为什么要等待忠诚不欺的人呢？今天忠贞诚信的人太少了，而国内所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就不够官职所需的人数。人数不够官职所需，那么能够把政事办好的人就很少，而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很多。因此，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就不会败坏，群臣也就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说：同“悦”。当（dànɡ）：适当，恰当。

谈言者：指长于辞令的人。辨：通“辩”。

商、管：指商鞅和管仲。商鞅是战国时卫国人，曾帮助秦孝公变法，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相。

孙、吴：指孙武和吴起。孙武是春秋时期齐国人，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家，都著有兵书。